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先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曹启峰先生、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先生、江苏省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盛乐先生等出席发布会。

以下是新闻发布会记者提问，与人口等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健联康养研究院整理与大家分享：

一、几年来人口持续下降的具体原因？

人民日报记者：我们看到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人口数据，综合“七普”的数据，还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看到这几年来人口持续下降。请问原因是什么？

杨金瑞：

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出生人口趋势？

澳门月刊澳门新闻通讯社记者：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请问专家，未来一段时间您预估我国出生人口趋势如何？还会持续走低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健：

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响。判断未来的走势是需要综合上述因素来看的。

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三、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

健康报记者：出生人口走低是否说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缩小或者消失？我国人口红利从数量走向质量的路还有多远，应该如何促进这样的转化？

宋健：

人口红利的确是这些年特别热的一个概念，本身是一个人口经济学的概念。其实从人口学的角度，我们认为人口红利是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人口红利叫做“结构红利”。人口的年龄结构可以分为三块，中间的一块是劳动年龄人口，另外是少儿人口，还有老年人口。所以，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使得少儿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原来还没有那么高，就造成了中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特别高的局面。这个局面我们把它叫做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机会窗口，不一定真正能够成为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抓住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收获了人口红利，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如何来判断未来的走势？我们现在的出生人口下降，实际上在0-14岁少儿人口这块比例还会继续下降，同时我们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未来我们要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我们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要把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