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当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3亿，比重达到10.3%[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201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6亿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亿人，占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根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约4.9亿，占比达到34.6%，65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约3.7亿，占比达到26.1%。据预测，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2022年将进入老龄化急速发展阶段，并于本世纪20年代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40年代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我国老龄化呈现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区域差异大以及社会抚养压力大等四个特点。一是规模最大，根据测算，205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人，届时将占到全球老年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二是速度最快，从65岁以上老人占比从7%上升到14%的时间来看，中国经历了25年左右，法国经历这一转变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5年，美国用了69年[《中国养老服务的政策选择：建设高效可持续的中国养老服务体系》[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三是区域差异大，从城乡对比来看，我国老龄化伴随城镇化，农村老龄化程度深，超前于城镇，大量的农村年轻人口聚集于城市，年老父母大量留在农村。而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的收入保障、养老金、医疗卫生服务等水平普遍较低。从各区域来看，2015年除西藏外，其他省份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最早进入老龄化的上海（1979年）与最迟进入老龄化的西藏，间隔40多年，整体呈现东部放缓、中西部不断加快的态势。四是社会抚养压力大。到2053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4.87亿）和比重（34.8%）、老年抚养比（70.8）和社会抚养比[社会扶养比=(17岁及以下人口数+63岁以上人口数)/(18~62岁人口数)=少年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相继达到峰值，相当于100个劳动力，要抚养71个老人和32个未成年人。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养老、医疗，还是长期照料服务和公共资源分配等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体系，都处于“未备先老”状态。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支撑、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老人与成年子女等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或独自居家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是指依托社区公共资源和服务设施，引入专业养老机构服务，如社区老年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提供养老服务的模式。机构养老是指以养老院、康养中心、托老所、老年公寓等专业化养老机构为主体的养老模式。

居家养老服务商定位不明、集成度低、服务链条尚未健全打通。作为政府重点推进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服务的完善建设工作分五个方面，包括规划引导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诸多城市的“一键通”电子呼叫系统、上门助餐、助浴服务由政府直接提供；主导进行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培养；推动甚至直接承担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供需双方匹配；鼓励居家养老服务发展，通过企业补贴或服务代金券发放方式。由于各地政府参与服务供给程度不同，与机构企业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官办官营、官办民营、民办民营。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已经初具规模，以浙江省为例，居家养老照料中心1.3万多个、居家养老服务站1.6万多个。

面对分散化、碎片化的养老资源及多样化的老年群体需求，仅靠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均难以完成区域内优劣质养老服务整合。当政府购买或养老服务企业进入某一社区后，一方面，受限于现行“管办不分”的体制，社区面向养老服务市场的开放度不足，服务集成商对社区周边优质养老资源无法实现有效整合。另一方面，服务集成商在整合养老资源提供养老服务时，对服务人群的需求特征无法形成有效预判，对养老服务资源的集成度不足。

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单一、行业信息化水平低、专业化程度低。社区养老一般以非营利性福利机构性质为主，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及向社会招聘服务人员为老年人服务，同时具有逐渐覆盖居家养老服务功能的趋势，不少社区中心也可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首先，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单一、重设施轻服务，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正在逐步提升，对应的养老服务需求也更加多样化，如饮食护理、术后康复、慢性病护理、就医陪同、心理辅导、社会活动等，现阶段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单一，以助餐、助浴为主，缺乏多样性需求供给。此外，与居家养老机构相似，当前社区养老机构仍以官办官营、官办民营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服务供给和评估体系导致大多机构存在重设施建设、轻差异化需求服务的问题。

其次，社区养老信息化水平偏低，无法形成收集、处理、分析、反馈等闭环。社区养老信息化的内容包括老人基本信息、以往病史、服务个性需求、服务质量反馈、各服务商协作等信息。信息流作为社区养老服务中重要的环节，对于快速响应老年人服务需求、反馈服务评价、协调服务商具有重大意义。目前，老年人健康档案及网格化信息化的水平仍较低，尚处在纸质化的信息收集阶段，未能建立老年人及服务供应商信息库。因为缺少信息使用和管理主体，导致现有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着信息的附加值低、时效性差、信息化设备设施配套建立不完善等问题，制约行业发展提效。

第三，社区养老缺乏专业化队伍。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人员是服务传递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专业素质对服务质量的好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社区养老服务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下属的居家养老服务专员及第三方养老服务机构的员工，这两类人员在专业素质及服务意识上仍有待提升。前者的专业化水准主要依靠管理人员及领导的重视程度或道德层面的关注度，服务提供大多是福利性或义务性。后者的专业化水准与企业文化、组织目标等联系紧密。

机构养老服务分布不均，机构两极分化严重。按照费用和服务水平来划分，当前我国养老机构主要集中在高端商业型机构和保障型机构。其中，保障性机构主要服务无收入、无经济来源、无人赡养的“三无”老年人群体，起到保障托底的作用。普遍存在床位不足、排队待入情况。作为托底保障类供给，地方政府通常通过限价、服务采购、服务代金券发放等形式向“三无”老年人群体提供养老服务，集采价格低、服务内容单一，机构对提升服务品质、响应多样化需求缺乏动力。保障性机构医疗配置比例低、仅有54.7％的养老机构有医疗设施，46.6％的养老机构有康复设施，导致失能老人无法入住，同时还存在大量病史管理不健全、硬件管理及消防安全隐患甚至殴打虐待等问题。